女足夺冠背后的北师大:为足球教育播撒种子

2017年,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科成立10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北京师范大学女子足球队建队30周年庆典,郎健(前排左六)、王长权(前排右五)和毕妍(前排左五)与学生们的合影。

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,中国女足队员张琳艳等在场边,准备替下带伤的王霜。场上的队友们默默蓄力,包括首发之一的高晨。

接下来的时间,她们共同创造了那个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的奇迹:2022年女足亚洲杯决赛,中国队在0∶2落后的情况下逆风翻盘,时隔16年第九次捧起亚洲杯冠军奖杯。

翻看三人的履历,北京师范大学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程。她们在这里求学,同时也是校女子足球队的一员。

这是一支1987年成立的老牌大学生女子足球队,没有俱乐部那样完备的配置和充沛的资金,战绩依旧显赫——历年来各类赛事的奖牌奖杯陈列在玻璃柜里,布满了邱季端体育馆的一整面墙。

35年间,北师大校队培养出了200多名女足人才,包括国家队队员和亚洲足球小姐。但在教练团队看来,这些熠熠生辉的球员只是足球教育的一簇分支。除了输送顶尖球员,他们还有另一项同样重要的任务——培养女足教育人才,接续壮大足球启蒙基本盘。

他们将之称为“播撒种子”。让更多人感受到足球的乐趣,改变对体育运动的刻板看法,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。

那时,北师大不少院系成立了自己的女足队,在校学生会的组织下,院系之间常常举行对抗赛。渐渐地,热情溢出系际联赛,姑娘们自发组成队伍,与清华、北大等其他北京高校的女足队进行交流比赛,互相切磋技艺。

1985年,22岁的郎健本科毕业,留在北师大任教,成为校男足队教练。有时,姑娘们踢比赛需要指导,他便抽空过去带一带。

在郎健的记忆里,同学们对女子足球充满热情,每次比赛,场边总是围满了观众,再加上学校里女生本就多过男生,郎健动了组建女子足球队的念头。这一想法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,1987年,北师大女足队正式成立。

但热情并不等同于专业。这是一支业余球队,组建的初衷就是为了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体育生活。郎健坦言,第一批成员基本没有足球基础,“只是身体素质相对好,奔跑能力比较强。”

很快,第一场“大考”来了。球队组建之初,恰逢首届北京高校女子足球联赛开赛在即。郎健很清楚,竞技体育是残酷的,但只有通过竞技,球队才能迅速成长、不断突破自我。“我们的目标就是夺冠,到现在也没变。”

初出茅庐的北师大女足实现了这个目标——1987年,这支训练时长不足一年的球队,赢得了北京高校女子足球联赛冠军;1988年,在郎健和其他高校教练的争取下,首届全国大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在山东蓬莱举行,北师大女足再次夺冠。

一时间,在北师大校园里,对女子足球的热情空前高涨,郎健也得到了更加坚决的支持,“学校领导告诉我,要把球队作为重点传统项目延续发展下去。”

选拔人才成为郎健的首要任务。在他看来,一支球队中最重要的就是球员,“我们希望北师大女足队能够成为一支竞技成绩、运动精神和人文素养兼备的优秀队伍。”

当时学校每年都有来自全国的优秀高中生保送入学,某种程度上,这的确为足球人才的选拔提供了条件,郎健也招收过一些品学兼优、具备一定足球基础的队员,但制约球队发展的瓶颈依然牢固——符合这样高要求的苗子实在太少了。

1987年,原国家教委发布《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》,批准部分高校为在相关竞赛中取得名次和获得等级证书的运动员,提供降分录取的机会。1993年,北师大女足第三次问鼎全国大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,郎健有了申请招收高水平女足运动员的底气。

但要得到批准,却并没有那么容易。原国家教委需要对校队之前的成绩、训练状况、师资、场地、学校重视程度等进行一一考察,同时还要等待一批条件成熟的高校运动队一起统一确认。

当时,郎健一有机会就去相关部门沟通,谈目前的情况,聊未来的规划,他并不焦虑:“那时我们球队拿了许多冠军,成绩也稳定,在全国高校里也是强队。”

申请发出三年后,1996年,北师大高水平女足运动队正式开招,但曾与郎健搭档的老教练王章即将退休。次年,在郎健的邀请下,王长权加入到女足队伍并成为守门员教练。两人一边学习研讨,一边带队训练参赛。

队伍就此开始稳步发展,她们不断刷新成绩,在各类高校赛事中崭露头角。据郎健介绍,组建35年来,除了其间中断近10年的全国大学生比赛,北师大女足队拿到了15个全国大学生赛事的冠军奖杯。如今,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内,北师大女足队已有球员近40名。

如果将教练员比作厨师,球员就是原材料。在王长权看来,厨师想要烹制出风味俱佳的大餐,原材料至关重要。每年招生,郎健和王长权都十分审慎,常常要去很多球队考察。“我们就在看台上观察,觉得合适就去聊。”

2005年年初,21岁的毕妍正在昆明冬训,作为女足国家队主力,她已经参加过诸多赛事。准备从冬训运动员中挑选合适学生的郎健,特意赶了过去。

其实那时,毕妍已经收到了辽宁一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。“郎老师找到我,我就把已被录取的情况告诉了他,他没说太多,只是给我讲了一些北师大的历史和教学情况。”

毕妍向新京报记者回忆,对她来说,北师大原本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,咨询过发小、曾一起在大连队效力的姐姐以及在北师大就读过的朋友,“她们都说,北师大值得,绝对是我最好的选择。”

毕妍做出了决定。2006年9月,她正式成为北师大女足队的一员,并由此开启了一段特殊的求学经历——足足花了6年时间,她才拿到本科毕业证。

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,每年大大小小的比赛数不胜数,一旦赛事临近,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,都会被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去。然而在北师大,学业并不会因为参赛而减轻。毕妍还记得,有一次期末考试前,她在宿舍背书到深夜,实在熬不住了想睡觉,这才发现因为熄灯,同学们早都跑到楼道里背书去了。

“北师大对女足队员的文化知识学习要求,与其他专业的学生没有区别——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,不论是技术课还是理论课,都要和其他同学一样,只有在课时、学分、实习、答辩一一满足要求后,才能被授予学位。”郎健强调,这是北师大独有的传统,“哪怕是世界冠军,队员们也不会享受到一点‘特权’。”

除了学分要求严格,北师大足球专项的学生要学的,也不仅仅是足球。毕妍说,当年读书时学习的解剖学、人体科学,后来都在实际的训练比赛中派上了用场:“哪里受伤了、如何处理、平时要避免什么,自己就可以进行简单的判断处理。”

“队员们经历大量的文化课学习,参加学术交流,与不同学科同学之间相互学习,这些其实都在不断提高队员们的文化素养,让她们的视野更加开阔,个人的综合素养也得到了提高。”在王长权看来,人文素质的培养,对女足队员训练和比赛中的理解能力、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、心理素质等综合能力的提升,都有着巨大帮助,“这是体教融合的体现,也是北师大教育的核心。”

最直接的表现是,王长权发现,队员们外出比赛时“文气得很”,客客气气地问好,合影时也不会争着往前挤;就算是再顶尖的球员,回到学校,也要踏实地为球队背球袋、拉冰桶。

与此同时,立身之本的足球专项训练也丝毫不放松。此次女足亚洲杯决赛上头球破门扳平关键比分的张琳艳,是北师大2020级运动训练专业本科生。她告诉新京报记者,平时在学校的训练,并不比在国家队轻松。

在这样“双管齐下”的严格要求中,北师大女足打出了名声。每年招收高水平运动员,结合专项素质和文化课成绩,北师大最终录取人数不会超过10人,竞争十分激烈。拿今年来说,就有将近60人参与考试选拔。

王长权见过许多学生带着球,专门跑到北师大的足球场踢上几圈。“她们跟我说,知道自己考不上,但就是想在这里踢踢球。这是唯一的目的。”王长权总会鼓励她们,“好好努力,争取真正加入我们。”

2014年,毕妍体育教育专业硕士毕业,留教北师大,与郎健、王长权共同组成女足队的教练团队,负责队员的日常训练。

入职前她也曾悄悄设想,作为老师,或许每年能有两个假期,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,这只出现在短暂的幻想中——大学生球员的比赛多集中在寒暑假,她开始重复两位前辈的生活,学期上课、晚上加班,假期集训、准备比赛,全年几乎没有休息。

“足球就是这样,冬练三九、夏练三伏,这么多人都在努力,为什么是你们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?无非是比别人多付出。”郎健和王长权早已习惯了经年累月的操劳和忙碌。

郎健见证过“铿锵玫瑰”的辉煌,也亲历过女足无人问津的低谷。这是一场勇气和坚持的试炼,尤其是当许多问题潜藏在时间里缓缓累积,一点点侵蚀着球队的成绩和信心。

自从2002年夺得全国大学生联赛总决赛冠军之后,在全国大学生女子足球联赛中,北师大女足队连续五六年没能夺冠,最好的成绩也仅是亚军。

低落的时候,情绪总是占据上风。“还要不要坚持下去?如果放弃会怎么样?”那段时间,这样的念头反复出现在郎健脑海,有时是在吃饭,有时是在走路,有时是他和妻子大倒苦水,过程可能持续几天,也可能持续更久。

但郎健最终说服了自己,这是他投入大半生心血的事业,“因为热爱,必须坚持,我到现在也从不后悔。”

2007年全国大会上,北师大女足队时隔5年,终于在全国性赛事中再次捧起冠军奖杯。在那场赛后庆功会上,一向滴酒不沾的王长权喝多了。

“几十年来,总会有迷茫的时候,但带好球队是我的责任。如果你对这事有情怀,就永远不会舍得放手。”王长权清晰地记得,球队的信心自此开始一点点重铸。

2011年,以北师大队为班底的中国大学生女足征战深圳大运会。这是一次辉煌的夺冠,让王长权至今印象深刻。

那时他作为主教练,郎健为领队,毕妍任队长。半决赛时,中国队遇到劲旅巴西队,最后时刻比分被扳平,进入点球大战。那场比赛之前,教练团队曾去观战过巴西队的其他比赛,恰好也遇到点球。“当时我们就做了记录,琢磨对方罚点球的队员有什么特点、每个队员罚球的方向和角度又是如何。”最终,这些赛前“侦察”起到了作用,“所有的扑接球方向都是正确的,我们胜利了。”

更加惊喜的是决赛。赛前他们并没有预期夺冠,但最终反超日本队,赢得了比赛。满满当当的球场看台沸腾了,热度一下子扑过来,但很快又退去,对于这种“落差”,王长权看得很淡:“我们早已习以为常。因为我们知道,女足是一项事业,不是一件事情。事情过去了也就结束了,但事业是需要我们这样默默无闻、久久为功的。”

事实上,他们也确实找到了一条实现这项事业的途径,并且是他们最擅长的——教育。

北师大除了招收高水平女足运动员,还在运动训练专业里专门开设了足球方向。攻读这一方向的学生同样拥有不错的足球水平,但并非作为专业的女足队员来培养,而是作为接受专业教育的足球人才,去往全国各地从事足球教育。

在郎健和王长权看来,这些散落各地播撒足球种子的学生们,和星光璀璨的女足运动员一样值得关注——女足甚至体育的发展,就像一棵树,顶尖的运动员只是向上攀升的树冠,但一棵树的长势好坏,除了要看高度,还要看枝干的茂密程度。

“如果我们培养的所有学生都在从事女足,她们培养的孩子再扎根到更多、更深的地方,那么我们的足球人口就会呈几何倍数生长。我们做教育的深知这一点。”王长权向新京报记者描绘着心里的蓝图,“通过这种方式,孩子们会了解到,踢足球原来可以这样快乐,如果愿意,你可以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,去读大学,有好的发展;即便不踢,你也可以从足球中受益——坚韧、坚强,遵守规则,学会承认失败,懂得团队配合……这样一来,更多的孩子未来也会将足球的乐趣告诉下一代、下下一代,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。”

这样的火种正在传递中。事实上,早在2013年退役之初,毕妍就萌生了去基层学校做老师的想法——尽管那时她在辽宁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有编制,如果愿意,完全可以去做教练员。

“我希望足球能在基层——不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——打好根基,让更多的人知道足球是怎么去踢的。”为此,彼时的她向不少学校投递了简历,“北师大本就是师范类院校,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,是自然而然的想法。”

尽管机缘巧合毕妍最终留校成为教练员,但同样的理念早已深深植入一届届北师大学子心中。2004级本科生、女足队前队员李莉莎,正在专心从事这样一份事业。她目前是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的体育教师,同时担任学校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。

其实,2008年刚回到家乡重庆时,李莉莎觉得,整个城市的足球环境没有那么好,比如,只有一所高校在搞女足。等到硕士毕业,真正进入中学带女足队,她更深刻地感觉到,困难比想象的还要多。

队伍组建初期,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员不足。“我记得2012年时打比赛,11个队员全部都在场上,甚至没有替补。我就跟孩子们说,我们不能受伤啊,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。”除此之外,比赛的机会也寥寥无几,从教三年后,李莉莎才带着学生参加了一次全国比赛。

这并不是个例。时间再向前回溯,女子足球队被忽视的尴尬,早已深深写入各地基层学校的历史。

拿这一代女足“国脚”来说,在姚伟的母校湖北武汉新合村小学,足球教练熊四弟至今还记得,直到2010年,踢球的女孩都只能跟着男孩一起训练比赛;在张琳艳曾就读的四川江油花园小学,2011年之前没有像样的足球场,孩子们只能在排球场或篮球场上做练习,为了熟悉比赛,教练们用钢管焊两个小门做球门。

除了硬件跟不上,许多人依然对体育和足球抱有成见。“学体育的人都是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”,“数体教”甚至成了一种广泛的调侃。不可否认的是,这样的成见也来自长期以来体育与文化课“非此即彼”的互斥关系。“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你选择其中一样,势必要割舍另一样。”一名90后足球运动员对新京报记者坦言,在体校,虽然文化课与训练并行,但重心明显放在足球训练上。

情况从2013年开始改变。这一年,国家体育总局、教育部发布《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意见》,旨在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。除了加大投入力度、加强场地设施建设和利用,还要推动学校足球教育,扶持学校女子足球发展。

李莉莎明显感到城市的足球氛围正在好转:球员人数增多,如今她所在的中学,校女足队已有60多名队员;比赛机会在增加,球队比赛的费用、装备的费用,都得到了学校和区领导鼎力支持;进入球队的学生,在小学就已接触过足球教育,基础素质比之前更强。“学习足球的孩子基数大了,我们的选择面也更大了。”

在李莉莎看来,学生不必再做足球和文化课的单项选择,即便训练再刻苦,学业也必须达到学校的要求。在李莉莎的努力下,11年间,重庆二十九中学已经向高校输送了60余名足球人才,培养了80多名一级运动员。

2011年大运会夺冠后,王长权曾对媒体表示,“中国足球的种子在校园,校园队伍越来越多,才有更多的人进入国家队,中国足球的水平才能上得去。”现在他依旧这样认为。他更希望看到人们打心眼里喜爱足球、喜爱运动,无关功利和成绩,“这需要我们的努力,也需要14亿人共同的努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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